多元世界，宽容是最基本底色

多元世界，宽容是最基本底色
2008-06-16
       
草根简介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1968年生，山东寿光人，经济学博士。1992年至1999年6月供职于财政部国债司、金融司，1999年7月至今，先后任职于多家金融机构，现供职于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任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部和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迄今已公开出版著作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持和参与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市场自律组织的多项重大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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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议技术革新的关键

　　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一些技术发明与进步，但那种足够推动经济社会发生周期性更替的重大而持续的技术革新，并不是所有社会都具有的能力。尽管技术革新并不能完全解释经济增长，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广泛运用，绝不会有现代经济的持久增长。

　　工业革命之前的上千年里，人均GDP在全球几个主要文明社会里基本相同，而且长时间维持在400—600美元（按1990年美元计算）左右，徘徊不前。在几近相同的停滞世界里，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为什么自那之后，欧洲及随后的美国实现了人均收入的跨越式持续增长，率先在上个世纪70年代完成了工业化任务，步入了对资本和知识近乎贪婪需求的后工业化社会；而与此同时，绝大部分非西方世界仍处于停滞甚至衰退之中呢？对此，技术革新即便不是最终解释因素，也应该是极为重要的中间解释因素。

　　可贵的不是拥有一系列技术发明，而是将其运用到更广泛领域并不断创新的能力——能够用于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产品和服务上来。15世纪之前的中国，技术发明在当时堪称世界前列，引得欧洲人羡慕不已，不断派出传教师到中国来学习。但是，工业革命非但没能在中国发生，反而其后的几百年里，中国在前来学习者面前败下阵来，落得迄今仍然是一个追赶者。

　　如果欧洲不是花上几百年时间，付出巨大社会成本来消除封建制度对财产权的压制，摆脱教会对知识的禁锢，我们可能不会看到中世纪后期科学理性的兴起、持续的技术发明和革新，我们今天也不会看到以西欧为中心的西方文明的崛起和领先。因为，正是成功地终止了那种比战争还可怕的对财产权的侵害，并确立了对私人财产权的完整性与可靠性予以认可和保护的制度，才使技术发明和革新成为了可以给个体带来强烈财富预期的私人事务。一旦技术发明与创新成为同商业相结合的私人事务，就会形成一种动力十足的更具社会广泛性的自发自主行为，而且其持续性是无论多么强势的政府力量也不可比拟的。

　　正是在世俗力量同教会的斗争中，不断将科学与宗教分离，才有了作为技术革新指导的科学理性的确立。特别是，那位号称“西方第一人”的培根先生，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独占欧洲思想界上千年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方法论体系——繁复的修辞和三段论式演绎推理，建立起了通过观察、实验、数据收集和理论归纳的科学研究方法。归纳推理的研究方法极大地推动了对自然界普通规律的认识与利用。待到牛顿和哈雷（哈雷慧星的发现者）科学地揭示了天体运行的奥秘之后，宗教神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科学与宗教完全分离，为以后的技术发明和创新扫平了道路。

　　那些拥有了科学理性和正确研究方法的知识精英们，在英国并没有傲慢地将自己围裹到象牙塔里，而是同大批熟练工匠们打得火热。在相互间的频繁交流与合作中，利用自然力量的机械不断被发明出来，并立刻应用到生产与运输活动中，这才在第一时间引发了英国的工业革命。钟表制造、造船与采矿业是工业革命前英国三个产生并集中了大量熟练工匠的行业。从17世纪晚期开始，正是这三个行业的大批熟练技工与掌握科学知识阶层的合作，才为后来工业革命准备了作为技术基石的机械技能，精确而优良的仪器仪表，以及抽水机、蒸汽机与铁轨运输技术。待英国技术革新的边际效力趋于成熟时，拥有正规教育体系以及更崇尚数学计算的法国和德国，随继在化学与材料科学方面迈出大步，引导着工业技术革新向着更深层次和更广泛领域进军，终于在西方世界建立起了一个不断引领技术革命的社会机制。

　　由此看来，西方世界之所以率先能够建立起如此社会机制，挑战和宽容是起显着作用的突出文化要素。如果没有对前辈所积累的知识与思想予以挑战的勇气和能力，恐怕就没有培根式科学归纳推理方法体系的建立，西方世界的知识体系可能还被禁锢在修辞和由不变推万变的基督教式的思想停滞中。如果没有对挑战者这样的“异端分子”的社会宽容，挑战者也将难有立身之地，知识体系和思想更新也就不可能发生。

　　当然，欧洲社会并非一开始就是个宽容和许可挑战的社会。相反，中世纪时的欧洲是一个相当不宽容的世界。否则，就不会有意大利人布鲁诺因用意大利语传播日心宇宙论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也就不会有哥白尼于1530年就写成但直到死前的1547年才敢出版他那本《天体运行论》，也就不会有科学家伽利略遭受罗马教廷的多次迫害了。然而，正是由于欧洲经过艰苦斗争才从极不宽容的社会走向了宽容，才使人们倍感宽容的重要与珍贵。

　　毋容置疑，宽容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是一个善于向他人学习和接受新思想的社会，是一个务实学习并积极变革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当从公元1368年起始的中国大明王朝的开创者为其社会划定了内向保守的基调时，就意味着政治的集权与垄断，决定了统治者对竞争和挑战者的极端担心，并演变成对稳定的片面追求。当这种追求达到极致时，就会变成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夜郎自大而又心胸狭窄，排外而守旧，骄横而心虚。如此，不可能是一个宽容的社会，更不可能是一种多元化的社会，只允许一种声音。统治者生活在对一切充满猜疑、恐惧而打击并压制一切创新的自我禁闭中。所谓科学理性、思想活跃以及技术革新，与这样的社会当然是无缘的。

　　然而，正是从那时起，欧洲人成批地到东方学习新技术新工艺。他们只重视知识的有用性而不管其来源何处，只要是对自己有用，便不在乎用何种手段获取。用经济史学家莫基尔教授的话讲：“欧洲人在窃取外国技术上恬不知耻，这在众多产品和工艺按照所谓的外国起源来命名上得到印证。”[1]牛顿也极力主张：“重要的是学习，而非传授”。正是基于这种近乎疯狂的以实用为标准的学习，我们才看到，欧洲人一旦获取了先进知识，首先考虑得是如何运用到自己的生产生活中，并从中谋利。我们也才看到，欧洲人和中国明朝人对海洋航行的方式与目的很不相同，前者以如何发现新大陆以及航行能带来多大财富为目的，在乎的是会带来多少可见的收益；而中国人则是一路慷慨赠予，在乎的是如何一路展示中国的富有和荣誉。问题是，欧洲人的务实探索，使得收益远远大于成本，从而使这种探险成为了可持续的财富获取和积累行为；而中国明王朝的航海成本远远大于收益，以至于无论多么富有也支撑不起如此只有成本而无收益的奢侈远航，不中途停止，那才是怪事呢。

　　正因有这种差别，才有中西方在技术革新上的巨大差距，也才有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大的落差。好在，难以为继的窘境逼迫着中国人寻求出路。特别是，30年前开始的开放改革，使这个社会在慢慢容许挑战的同时，也变得稍微宽容起来。正因有了起码的挑战与宽容，才有了这 30年的持续开放、虚心学习、务实发展。但不应忽视的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最容易形成强大的新型既得利益集团，凡是既得利益者，通常均为因循守旧者，而 “因循守旧是宽容和多元化社会形态的大敌。”没有了宽容和多元化，包括技术进步在内的一切社会创新都将停滞，这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刻教训。因此，如何确保好不容易培育起来的挑战与宽容的社会特质，并继续给予深化和扩大，是当前思考中国可持续增长与发展问题时所不能不给予重视的。